二、分裂的背景與徵兆
回望西元一世紀時，我們不難發現，當時的猶太教並非高度統一、毫無分歧的信仰體系。僅以《猶太古史》的紀錄，即可知有法利賽、撒都該、愛色尼和奮銳黨四大支派。除了這明確的四個支派，尚有兩個與主流猶太教關係較為疏遠的群體：撒馬利亞人與曼達安人。撒馬利亞人雖擁有獨立經典與聖地，卻時常仍被視為猶太人之一支。曼達安人方面，雖今日教義已與猶太教相去甚遠，但自認為施洗約翰的繼承者，且與猶太傳統在教義上仍有若干相似；一世紀時，雙方的教理分隔可能尚未如此明顯。是故若採較寬鬆的分類標準，則連同尚未與猶太教正式分離的基督教，一世紀時或可視為存在七個主要的猶太教支派。
有如此眾多的支派存在，我們因此更能察覺：猶太教本具包容意見分歧的傳統。因此單靠觀念上的不同，無法解釋基督教最終為何會完全脫離這一共同體。為釐清此點，我們不妨將目光轉向當時的文化實踐層面。
回到同一時期的基督教史料，不難察覺，耶穌門徒幾乎都是猶太人，即使不是種族意義的猶太人，至少也是宗教意義的猶太教徒。因此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斷言：有那麼一段時間，基督徒就是「認定拿撒勒人耶穌為救主基督的猶太教徒」。
而隨著他的門徒傳教地點從耶路撒冷向外擴散，愈來愈多非猶太人皈依基督信仰，遂逐漸形成「猶太基督徒」與「外邦基督徒」的分野。前者可以將初代耶路撒冷主教「公義者」雅各視為代表，他們設法同時遵守耶穌教誨並恪守猶太律法，主要在耶路撒冷傳教，目標是其他派系的猶太人；後者以寫了三分之一本《新約》的「使徒」保羅為代表，他們向外傳教，主要目標是不信奉猶太教的外邦人。
這兩派本來都算是耶穌門徒，彼此之間區別不大。但隨著傳教過程發展，一項核心癥結逐漸顯現：猶太律法，堪稱礙事。
猶太教律法正體現了前文述及的「宗教戒律、風俗習慣甚至國家法令之間也分際模糊」此一古代世界特性。其內容包括社會禁忌、道德忌諱、法律規定、儀式戒律等，其中尤以飲食律例最為人所知，亦最具爭議。
進入西元一世紀，問題更加明顯：摩西頒行律法距離當時已經是超過一千三百年的往事（部份計算下更是長達一千五百年），若持續依賴原典，顯然無法避免施行困難以及現實落差。更何況畢竟猶太人這一千多年經歷了遊牧、士師、王政等一連串政治與社會的重大變化，期間多次向外征服擴張，也多次被征服而為他國屬地。
經歷了這麼漫長的歷史變化，原本的律法當然需要經過調整。值得注意的是：摩西頒布律法之時，今日猶太人所尊崇的聖殿尚未建立；自摩西去世至所羅門興建第一聖殿，時隔四百餘年，然猶太律法中卻已有諸多圍繞聖殿運作的規定。是故我們可合理推論：律法不僅具備可調性，也理當隨時代而調整。
然而談及律法的調整，問題不僅在於「如何調整」，更在於「如何使調整後的律法獲得廣泛承認」。若撇除宗教層面，於世俗社會中，一項抽象規範若要成立，關鍵在於其能夠驅動具體而可見的行為實踐。
因此，律法的施行需仰賴一種足以推動認同、服從與傳播的力量——在古代，這便是所謂「權威」。
但，一世紀時，猶太地區最缺乏的偏偏就是權威。
若從一世紀回溯，猶太人最後一次維持實質獨立政權，是在哈斯蒙尼王朝時期。西元前一百一十年，塞琉古帝國解體，原本享有高度自治的哈斯蒙尼王朝遂宣布獨立，然而不到兩代人的時間，西元前六十三年，哈斯蒙尼王朝被羅馬征服，猶太地區再度淪為外邦附庸，並被編入帝國行省體系。到了西元一世紀時，猶太地區的統治權已非源於自身族群與自身傳統，政治權威長期轉由外來勢力掌握，可謂陷入某種程度的統治空缺。
這種情形，我們可以從《新約聖經》中所述及的希律王略窺一斑。根據《猶太古史》，希律王出身於以東——此地在哈斯蒙尼王朝時期曾被猶太君主海卡努斯一世征服，並強制居民皈依猶太教。從征服到希律王開始統治，僅相差約七十年，其出身背景自然為當時猶太人所質疑，政治正當性備受爭議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希律王實際上謀殺了哈斯蒙尼王朝末代多位繼承人，導致該王室斷絕血脈。這件事在當時的猶太人間流傳甚廣。
希律王自西元前一世紀統治猶太地區，其死後領地分予三子與其妹，希律王國遂分裂為四政權，悉為羅馬附庸。同一時期猶太地區尚有隸屬總督管理的猶太行省，總督由羅馬中央指派，幾乎不可能是猶太人。
總括而言，此時期猶太地區無論政務或宗教事務，皆受制於外邦統治與干預。在這個背景下，若期望藉由政治權威處理猶太律法之爭，實屬艱難；不僅外來政權未必願意介入，猶太人自身是否接受其裁決亦成疑問。
至於冀望純粹的宗教權威，則又面臨另一重困境。首先，現代所謂「純宗教權威」的概念，在一世紀的猶太社會實際上並未出現。其次，古代宗教與政治往往密不可分。在外族統治下，猶太傳統宗教領袖若不選擇合作，多半難逃一死；然而一旦與征服者合作，即使實際上有所作為，往往亦招致族人厭棄。
在此權威真空與外力干預交錯之情勢下，史料如《猶太古史》與《新約聖經》皆記載了撒都該與法利賽兩派間的劇烈爭執。撒都該派多為傳統貴族和祭司，與羅馬人關係密切，更重視書面戒律；法利賽派則多出自民間學者，對羅馬統治態度疏離，更重視口傳習俗和詮釋傳統。他們的爭執甚至一直持續到耶路撒冷破滅、第二聖殿被摧毀為止；規模早已超出口頭論辯，逐步演變為宗教與政治的全面紛爭。
在這樣的局勢下，對於如保羅等致力於向外邦人傳教者而言，問題變得格外棘手。如果想要讓從來沒有接觸猶太律法的外邦人遵守猶太律法，那第一要務顯然是清楚說明「律法為何」。然而，由於撒都該與法利賽兩派爭論激烈，任何一種解釋皆可能激怒另一方，並將傳教者捲入難解的宗派紛爭。
即便強行定義律法內容、略過上述困難，下一步仍將面對更棘手的問題：外邦人「如何實際遵守」這些律法。畢竟，若禁止某種行為，便須提出可行的替代方式，方能落實執行。然而，承前所述，猶太律法繁多瑣碎，而且很多是基於猶太地區與猶太人習俗而設立。這表示在異文化地區要遵守會相當困難，例如：
- 割禮：
- 猶太人需要切除包皮，此舉在希臘羅馬等地都被視為迷信、野蠻。部份希臘地區甚至以「不露龜頭」為美善象徵，這點和割禮完全衝突。
- 飲食律法：
- 猶太律法對潔淨與不潔食物有明確區分，信徒常因此無法參加外邦人的聚餐與社交活動。以現代社會來類比，類似嚴格的維根主義者在年夜飯、中秋烤肉等場合會遭遇的尷尬狀況。
- 安息日：
- 外邦社會很顯然不一定會依照七天一週期運轉。每隔六天休息一天也可能被當成有意偷懶。
- 潔淨規定：
- 猶太律法講究潔淨，認為一些行為會導致宗教概念上的「不潔」，因此需要儀式性淨身。而在部份律法詮釋下，甚至僅僅是碰觸外邦異教徒的器物或身體，都會導致「不潔」——如果依照這個說法施行，那麼身處外邦的皈依者會在和鄰居握手打招呼後，就得立刻開始洗手，這不僅繁瑣而且容易招致衝突。
固然有部分學派主張，對改宗猶太教的外邦人可在戒律執行上予以寬待；然而，寬容的範圍與限度始終爭論不休。甚至連「非猶太人是否能真正成為猶太人」這一根本問題，也在不同派系間有歧見。
綜上所述，若欲對外邦人傳教並要求其遵守猶太律法，則無論是律法內容的說明，抑或具體的實踐方式，皆將面對重重障礙。更重要的是，若撇除其宗教性質，律法的社會價值在於維持秩序與穩定；然而對外邦人基督徒而言，猶太律法在異文化脈絡下難以發揮此種功能。
作為對前述種種問題的回應，耶路撒冷會議於一世紀中期（約西元四十八至五十年間）召開，由「外邦人的使徒」保羅與「公義者」雅各等人共同出席討論。會議的細節如今已無法確知，但從《使徒行傳》以及若干傳世文獻來看，我們可以明確的知道，保羅主張大幅簡化外邦人需要遵守的猶太律法，基本上只剩下列四項：
- 禁止食用曾供奉偶像的食物
- 禁止近親通婚與其他不道德的性行為
- 禁止食用以勒死方式宰殺的動物
- 禁止食用血液
此番大幅簡化，使得律法相對易於遵守，且其內容亦不易在文化上引發爭議。就地中海文化而言，第一條律法可視為對異教祭祀的迴避，第二條則涉及基本的性道德禁忌，兩者即使在非猶太教徒或非基督徒中亦廣為接受；第三、第四條律法雖然涉及飲食忌諱，但當時以勒死宰殺牲畜、食用動物血液本就相對罕見，實際遵守並不困難。
就整體人類宗教史而言，此次會議影響深遠，或可視為史上首次正式區分種族身份與宗教身份的具體紀錄。對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間的關係而言，此會議的關鍵在於：保羅藉此機會大幅裁撤諸多猶太律法限制，尤以「割禮」最具象徵性——割禮原為猶太教入教儀式，亦被視為與神締約的外在記號。其他如飲食與潔淨相關規條亦遭刪減，對於向外邦人傳教而言，自具實質便利。
此舉亦象徵外邦基督徒之生活形態與宗教實踐，將與猶太教徒漸行漸遠。對於《摩西五經》的尊崇程度，也出現明顯差異。因此單就神學的範疇，此次會議加深了外邦人基督徒與猶太教徒之間的觀念分野，並促成了兩派分離。
若從世俗政治層面觀察，會議的結論事實上在召開前已大致成形。誠如前文的敘述，西元一世紀時，猶太人欠缺世俗的權威以及宗教上的獨立權威，這表示如果一些外邦人自稱猶太人但不守猶太律法，他們也很難做出迅速且適切的回應。而當這現象以「外邦人基督徒」的名義迅速擴張，並有自己的宗教權威如初代教宗彼得、使徒保羅等，傳統猶太教宗教諸領袖實際上並沒有遏止的方法。因此他們唯一合理的回應，就是接受外邦人基督徒不完全遵守猶太律法；最終，他們所能選擇的，不過是在承認或否認外邦基督徒屬於猶太教體系之間抉擇而已。
就《使徒行傳》所紀錄的耶路撒冷會議結果來看，我們不難判斷，雖雙方並未明言否定彼此為同一信仰，但在實務上，已不再承認對方領袖所代表的宗教權威。也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：如果有什麼關鍵時點，能作為分裂的徵兆，那麼耶路撒冷會議毋庸置疑，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保羅在當時的行動策略顯得頗為審慎，他並未主動介入猶太教內部諸派的律法之爭。誠如前文所述，西元一世紀時，猶太教派系眾多，而基督教嚴格說起來只是其中之一；他大可以介入猶太教派系間的爭端，積極鼓吹簡化律法。但保羅的態度幾乎可以說是置身事外、有意迴避。對於這點，學者有過各種猜想，排除宗教性質的推測後，偏向世俗的說法是：由於保羅出身法利賽派系，他或許早已洞悉其中糾葛，深知此舉勞而無功，難以推動共識。另外一個說法，則是「公義者」雅各與他領導的耶路撒冷教會依然存在。
依照保羅的說法，耶路薩冷教會有三根支柱，分別是雅各、彼得、約翰，保羅對這三人多有推崇，且從未將自己列入其間，顯見他有意疏離耶路撒冷的教會紛擾，專注於外邦傳教，並將與猶太其他支派的關聯交給耶路撒冷初代主教「公義者」雅各來處置。
然而歷史的走向表明，這些策略並未成功彌平裂痕，分離仍終成定局。
